“如世人皆知，成千上萬的南部黑人學生正在廣泛地開展非暴力抗議活動，積極主張美國憲法及其修正案所保障的權(quán)利——保有人類尊嚴的生活。……就在他們努力爭取應有保障之時，那些抗拒和排斥美國憲法(一個舉世向往并視為現(xiàn)代自由之楷模的文件)的人掀起了史無前例的恐怖浪潮。”
廣告有64位知名人士簽名，他們由于在公共事務、宗教、貿(mào)易聯(lián)盟等方面而有很高的知名度。落款是“保衛(wèi)馬丁.路德金和為南部自由而斗爭委員會”。
被上訴人聲稱對他本人構(gòu)成誹謗的不實之詞來自廣告第三段和第六段。
廣告第三段：“在亞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市，學生在州議會大樓的臺階上高唱“`My Country, 'Tis of Thee'”之后，他們的領導者被學校開除�？ㄜ囕d來警察，他們攜帶手槍和催淚瓦斯，封鎖了亞拉巴馬州立學院的校園。在全體學生拒絕注冊，以對州政府表示抗議的時候，學校的食堂被關(guān)閉，（當局）試圖用饑餓迫使學生屈服。”
廣告第六段：“南方暴徒一次又一次地用威脅和暴力回答馬丁.路德.金博士的和平抗議：他們用炸彈襲擊他的家，險些殺死他的妻子和小孩，他們對他本人進行暴力攻擊；他們以“超速行駛”、“閑蕩”和類似的罪名，先后七次將他逮捕。如今，他們又指控金博士犯有偽證罪——一項可判處10年監(jiān)禁的重罪。”
盡管廣告中的所有陳述都沒有提到被上訴人的名字，但他卻堅持認為在第三段中的的“警察”一詞由于他在蒙哥馬利市公共事務委員會是監(jiān)管警察的，所以這些不實之詞是指向他的。他進一步指出，廣告第三段給人造成的印象是：警察關(guān)閉了的州立學院的餐廳，以迫使學生屈服，從而也是針對被上訴人的不實之詞。鑒于“逮捕”人犯是警察的職責，因此，廣告第六段所稱“馬丁.路德.金被逮捕七次”針對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進一步指出：在這一段文字，“他們”一詞是“南部暴徒”的人稱代詞，“逮捕”、“炸彈襲擊”、“暴力攻擊”都會被理解來自同一人的所作為所為。因此，這一段文字是對蒙哥馬利市警察的指控，從而也是指向他本人的不實之詞。被上訴人和其他六名蒙哥馬利市民在法庭作證，稱：鑒于被上訴人擔任該市公共事務委員會委員，證人閱讀廣告之后，皆認為廣告中的指控指向被上訴人。
沒有爭議的是，在上述兩段廣告中，確有以下一些描述與在蒙哥馬利發(fā)生的事件不完全相符。
（1）在州議會大樓的臺階上示威時，學生唱的是美國國歌，而不是“My Country, 'Tis of Thee."
（2）此一時期有9名學生被州教育委員會開除，但是，不是因為他們參加抗議示威，而是因為他們參與“入坐”運動——他們進入當?shù)睾诎赘綦x的餐廳，要求提供服務并拒絕離開�？棺h當局開除學生的人，不是全體學生，而是大多數(shù)學生；抗議方式不是拒絕注冊，而是罷課一天。事實上，在這一學期，沒有任何學生拒絕注冊。
（3）學院的餐廳從來沒有被關(guān)閉。除了少數(shù)幾名既沒有預約，又沒有購買臨時就餐券的學生之外，沒有任何人被拒絕進入餐廳。
（4）盡管大量警察曾經(jīng)三次派往大學校園附近的地區(qū)，但警察從來沒有封鎖校園，警察的三次出現(xiàn)都和學生在州議會大樓前的抗議示威無關(guān)。
（5）金博士被捕四次，而不是七次。金博士聲稱遭襲一事，發(fā)生在他因“流浪”罪名而被逮捕之前的多年，當時實施逮捕的警察否認曾經(jīng)發(fā)生過任何暴力攻擊。
（6）由于在第六段中的陳述可能被理解為指向被上訴人，所以被上訴人被允許證明他沒有參與廣告中所描述的事件。在發(fā)生針對金博士家的炸彈襲擊的時候，被上訴人還沒有成為蒙哥馬利市公共事務委員會的委員。警察不僅沒有參與爆炸，而且竭盡最大努力在緝捕兇手。雖然金博士的兩項偽證指控被定罪，每一項指控可能被判5年左右的監(jiān)禁,被上訴人并沒有施加任何影響以促成對于金博士的有罪裁決。
被上訴人沒有能夠證明他因為誹謗而遭受的實際損害。他過去的一個雇員作為其中的一個證人在法庭上作證說，如果他相信了廣告中的陳述，他將對“是否與廣告中描述的事件的參與者一起合作表示懷疑”，同時他也將不會再接受作為被上訴人的雇員，如果他相信被上訴人允許警察作出廣告中描述的事情的話。
這一廣告的費用是大約4800美元，廣告來自保委會的廣告代理商。在向紐約時報提交廣告的同時，廣告代理商還提交了保委會主席A. Philip Randolph先生的簽名信。在信中，Randolph先生向紐約時報確認：有關(guān)個人都同意在廣告上公開列名。紐約時報一方的證人作證說，根據(jù)他已往的經(jīng)驗，Randolph先生是個負責任的人，他沒有理由懷疑Randolph先生來信所述的真實性；他相信：信件本身就是個人列名廣告分別得到本人授權(quán)的證明。廣告一共列出了64名個人的姓名，并且以他們的名義發(fā)表聲明：“我們在南方……簽署這一呼吁書。”在法庭作證的時候，每一位個人被告都否認他們曾經(jīng)授權(quán)紐約時報在廣告上列示自己的姓名；他們說：直至收到被上訴人（原告）要求他們撤回廣告的信件之后，他們才知道究竟發(fā)生了什么。而紐約時報在刊登廣告的時候，沒有做任何努力，去核實廣告的內(nèi)容：既沒有核查紐約時報自身的檔案，也沒有與其他信息資源進行核對。
根據(jù)亞拉巴馬州法律，如果公開發(fā)表的言論指向官員的公務行為，即使官員證明言論存在足以構(gòu)成誹謗的不實之詞，也不能獲得懲罰性損害賠償，除非該官員在起訴之前曾要求被告撤回公開發(fā)表的不實之詞而遭到拒絕。（亞拉巴馬法典第7.914條）在提起民事訴訟之前，被上訴人曾要求每一被告發(fā)表撤回聲明，但都遭到拒絕。個人被告的拒絕理由是，他們從來沒有授權(quán)任何人在廣告上使用自己的姓名。紐約時報給被上訴人的書面答復是：“我們感到很困惑，為什么您會認為廣告針對您本人呢？……既然您要求我們作出撤回聲明，您恐怕得告訴我們:廣告所說的哪些事是指向了您本人?”收到這封信之后,被上訴人就提起了訴訟，而沒有回復。不久，紐約時報撤回了廣告，因為，亞拉巴馬州長John Patterson給紐約時報寫信，聲稱：該廣告意味著對該州最高行政長官州長本人的指控。
當在法庭上被要求解釋為什么在州長提出交涉之后撤回了廣告，卻拒絕被上訴人的同一請求？紐約時報的回答是，它認為州長是州的最高行政長官，盡管廣告本身不存在任何誹謗，但是，使州長產(chǎn)生誤解，認為該廣告指向州政府，這也是需要避免的事情。
初審（法院）法官向陪審團發(fā)出指令如下：“（該廣告）屬言詞‘自成誹謗’（libelous per se），因此，原告的損害可以推知，無須要求原告證明其遭受實際損失。限于讓原告獲得填補損失的賠償這一目的，可推定被告存在惡意。只要陪審團認定被告刊登了廣告，而廣告又指向原告，原告即可獲得補償性賠償。”至于懲罰性賠償，法官對陪審團的指令是：僅有疏忽不能構(gòu)成實有惡意（actual malice）之證據(jù)，也不能據(jù)此裁決懲罰性損害賠償。但是，初審法官既沒有要求陪審團在作出有利于被上訴人的裁決時，須區(qū)分填補損失的賠償和懲罰性賠償，也沒有對陪審團作出這樣的指示：裁定懲罰性損害賠償，應當發(fā)現(xiàn)上訴人實有致害意圖（actual intent to harm）或者玩忽放任（recklessness）。陪審團認定虛假陳述指向被上訴人，并裁定紐約時報賠償50萬美元，
拉巴馬州最高法院從各個方面維持了初審裁定。它裁決：
如果發(fā)表某種言論的動機就是要損害某人的名譽或使他受到公眾蔑視，那么，言論自成誹謗
對陪審團應當認定廣告是指向原告的問題，法院裁決說：
“我們認為作為普通公眾來講，公共事務的機關(guān)，象警察，消防隊員等是在公共事務委員會這樣的政府指揮之下是一個簡單的常識。尤其是受公共事務委員會的民選委員的指示工作。在評價這些公共事務機關(guān)的行為的時候，表揚與批評往往與掌控這些機關(guān)的政府聯(lián)系在一起。”
聯(lián)邦最高法院判決的要點
我們改變了原來的判決，我們判決認為：在政府官員就指向他的公務行為的批評而提起的民事誹謗之訴中，亞拉巴馬法院適用于本案的法律規(guī)則不足以從憲法上保障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所要求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我們進一步判決認為在適當?shù)谋Ｗo原則下，在本案中被上訴人提供的所有證據(jù)并不能構(gòu)成對其行之有效的支撐。
......
“在Whitney v. California案, 274 U.S. 357, 375 –376，Brandeis大法官的附和意見是這一原則的經(jīng)典表達：‘ 那些爭得美國獨立的先賢相信…公共討論是一種政治義務，這應當成為美國政府的基本原則。他們看到了所有的人類制度都會面臨的那些危險，他們知道：懲罰違規(guī)固然能產(chǎn)生畏懼，但是，單有畏懼不足以確保秩序；遏阻思想、希望和想象將造成災難性的后果——畏懼加劇壓迫，壓迫滋生仇恨，仇恨威脅一個穩(wěn)定的政府。只有自由討論人們的苦難陳述、救助吁請，才能引導我們走向真正的安全。……堅信理性的力量會貫穿公共討論，他們竭力避免法律強制之下的沉默—那是以力量壓服的最壞形式�？吹蕉鄶�(shù)統(tǒng)治可能造成的暴政，先賢們增補了美國憲法，使言論和集會的自由得到保障。’
“我們以這樣一個全國深刻認同的原則為背景來考慮本案：關(guān)于公共問題的辯論應當是不受抑制的、活躍和充分開放的，當然也包括激烈的、尖刻的、有時是令人不快的、針對政府和官員的嚴厲抨擊。（參見：Terminiello v. Chicago, 337 U.S. 1, 4 ; De Jonge v. Oregon, 299 U.S. 353 ） 本案廣告就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主要公共話題訴說不滿、表達抗議，無疑應當?shù)玫綉椃ūＷo。問題是：該廣告是否因為它的事實陳述部分的不實和存在（被上訴人）聲稱的針對被上訴人的誹謗而喪失其憲法保護？
“（在誹謗之訴中），言者證明其所言為真，有關(guān)第一修正案的權(quán)威解釋一貫拒絕承認證明責任的例外，不管這種解釋是來自法官、陪審團，還是行政官員。（參見：Speiser v. Randall, 357 U.S. 513, 525 –526）憲法保護并不取決于‘理念和信仰內(nèi)在的真實、流行性和社會效用。’（N. A. A. C. P. v. Button, 371 U.S. 415, 445 ）正如麥迪遜所言，‘任何事物的正當使用總是伴隨著一定程度的濫用，新聞是再恰當不過的例子。’（ 4 Elliot's Debates on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1876), p. 571. ）
“ 在Cantwell v. Connecticut案, 310 U.S. 296, 310 , 法院宣布:‘宗教和政治信仰是常常發(fā)生尖銳對立的領域：一個人的篤信可能被他的鄰居看成無稽之談。為了說服別人接受他的觀點，據(jù)我們所知，上訴人用夸張甚至虛假陳述，去貶低那些顯赫的宗教或政界人物。但是，歷史給我們這個國家的人民帶來的啟示是：盡管存在著（自由的）濫用和過度，從長遠來看，這些自由在一個民主國家，促成開明的公民意見和正當和公民行為，實為至關(guān)重要。’憲法第一修正案從來不拒絕對不恰當?shù)�、甚至錯誤的言論進行保護。
“在自由辯論中，錯誤意見不可避免；如果自由表達要找到賴以生存的呼吸空間，就必須保護錯誤意見（的表達）。（N. A. A. C. P. v. Button, 371 U.S. 415, 433） 在 Sweeney v. Patterson案，（76 U.S. App. D.C. 23, 24, 128 F.2d 457, 458，1942, cert. denied, 317 U.S. 678）哥倫比亞特區(qū)巡回法院也持同樣見解，在該案，一名國會議員對一家指控他為‘反猶太主義分子’的報紙?zhí)崞鹆嗽V訟，Edgerton法官代表全體法官的一致意見，作出維持原判和駁回上訴的裁定。Edgerton法官說：‘（當事人）就官員的政治行為作出錯誤報告，法院判決要求他對錯誤報告負責，這反映了一個過時的道理——被統(tǒng)治者不得批評統(tǒng)治者。…….在這里，公共利益壓倒上訴人或者任何其他人的個人利益。公益的保護不僅要求討論，而且要求信息。政治行為和意見總是指向國會議員，一些令人尊敬的人表示贊同，另一些人則進行指責。……事實錯誤，特別描述一個人的精神狀態(tài)的事實錯誤，這是不可避免的。’
“ 官員的名譽受到侵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以壓制本應自由的言論為代價而進行救濟。在牽涉法官（名譽）的案件中，本法院裁定：維護法庭尊嚴和名譽并不能用來解釋把批評法官或者判決作為藐視法庭的刑事犯罪來對待的做法。（Bridges v. California, 314 U.S. 252 ）即使在表達真假參半、包含錯誤信息的時候，也是如此。（Pennekamp v. Florida, 328 U.S. 331, 342 , 343, n. 5, 345）惟有一件事能成為壓制此類言論的正當理由，那就是：言論在當下明顯存在妨礙司法公正的危險。（見： Craig v. Harney, 331 U.S. 367 ; Wood v. Georgia, 370 U.S. 375 ） 如果法官被認為是‘堅強不屈，能夠經(jīng)受嚴酷氣候的人，’（Craig v. Harney, supra, 331 U.S., at 376）其他政府官員也應如此，包括民選的市政委員。對官方行為的有效批評肯定會貶損官方的名譽，但是，它們并不會因此而喪失憲法保護。
......
“（被上訴人）所持的立場是：把一目了然的、針對政府的非人格化的批評，轉(zhuǎn)化為針對作為政府成員的官員的人格化的批評，從而跨越（法律）障礙，形成潛在的誹謗之訴。在這個國家沒有一種法律魔術(shù)，可以允許州政府把本應拒絕的訴求轉(zhuǎn)換為一個訴因（cause of action）。被上訴人說：廣告‘不僅針對我本人，而且針對其他市政委員和社區(qū)。’這恰恰提示了這樣一種可能性：一個批評政府的誠實君子，可能因為批評而受到處罰，亞拉巴馬州法院的觀點打擊了憲法所保護的表達自由的核心部分。我們裁定：依據(jù)憲法，不能建立這樣一種規(guī)則：一個指向政府運作的非人格化的抨擊，構(gòu)成了對負責政府運作的官員的個人誹謗。鑒于亞拉巴馬法院的判決完全依賴這一立場，沒有其他證據(jù)能把被上訴人和廣告陳述聯(lián)系在一起，依憲法而言，證據(jù)不足以支持廣告言說指向被上訴人的結(jié)論。
“駁回亞拉巴馬州最高法院判決，案件發(fā)回原審法院，以進一步審理與本法律意見不符的部分。駁回和發(fā)回案件。”
